笔谈｜数字时代教育变革与未来发展

交叉与协同——基于大学学科特征的组织理念思考

赵长禄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各领域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日益呈现交叉融合态势，数字化、智能化是大趋势。大学具有多样性、多学科的特征，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要适应科技与经济社会进步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好大学独特的优势。

　　首先，可以用一张三维坐标图把大学的内涵和基础关系展示出来。(见图1)

　　X轴是学科方向。以大学一级学科为例，X轴是一级学科下所设的学科方向，如机械学科是一个一级学科，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就属于二级学科方向。我们加强一级学科建设，鼓励在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新的学科方向。例如，在机械设计方面，围绕加强数字化设计能力，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中就要强调数字化元素；在机械制造方面提出了智能制造，就是在传统制造学科中注入智能的元素；机械电子工程也是比较典型的二级交叉学科，这从名称就能看出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把新的领域、新的方向从传统学科中抽出来组建新的学科，重点还要鼓励在一级学科下多设交叉方向，在传统学科方向上多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元素。大学应当注重一级学科各学科方向间交叉融合，这其中的逻辑需要我们深入去挖掘。

　　Y轴是学科建设要素。这是一个要素体系，主要包括围绕一级学科建设平台，汇聚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科技创新水平，形成学科的文化、大学精神等。要思考如何使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机融合在一起，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从组织行为上来讲，Y轴就是要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平台打造等，强化协同，而不是单项孤立推进。数字化、网络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可能，比如资源配置，如果没有丰富的网络化作为基础和大量的数字化作为条件，我们就只能在受限物理空间中打造有限功能甚至单一功能的工作场景。而网络化可以使创新资源实现分布式异地协同、功能有效集中。如以超算中心强大的计算能力作为后台，通过网络实现实时在线仿真、设计和协同设计功能，甚至把硬件和软件都混合在一个系统中，形成硬件在环仿真与协同。

　　我们利用X轴和Y轴就构建了一个大学内部系统，但是还不够。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提到的若干要素，就是Z轴的具体内容。一般我们在描述大学学科的时候，通过一个平面的雷达图求面积。但Z轴也非常重要，就是大学的服务面向。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需求的引导，也体现了在科学技术进步背景下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态势对大学的牵引。大学和服务对象之间是一个比较强的上下游耦合、互相支撑、协同发展的关系。这样由X、Y轴构成的大学系统，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开放的。在实现大学社会功能的同时，丰富和完善了大学系统，三维坐标能够更加系统地描述大学建设的体系性。

　　实际上大学设有多个学科(群)，跨学科依然有交叉融合关系，因此大学的组织行为也是跨学科的交叉与协同。这样大学就不是孤立的面，而是一个体。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北航以工科见长，工工之间有交叉，理工、医工、文工都有交叉。真正把交叉融合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恰恰是大学的魅力所在。

　　基于上述，在大学组织理念上可以提炼为三个关键词：交叉(Intersection)、协同(Synergy)、合作(Collaboration)。实现这些需要聚焦若干具体方面，包括：一级学科下新兴交叉方向的凝练建设；数字化教育场景打造；数字化背景下学科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重构；交叉场景的打造，交叉研究与人才培养项目的组织，交叉文化的营造；科教协同共享平台建设；内涵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协同导向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建设与流程再造；产学研合作与国际化；等等。

　　在办学实践中，北航建立了现代化教育教学中心，升级打造了323间智慧教室，分级分类打造了一批科教协同平台，成为教育、科技、人才开放共享的硬平台。学校成立了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面向基础前沿和新兴交叉领域打造了若干个研究中心，实现学科交叉、人才汇聚、资源集约保障和平台共享。持续拓展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拓展学科服务面向，实现兼容并包、优势互补，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建“协和医班”，与中央财经大学交叉培养“计算机+金融”人才，与中国商飞共建“大飞机研究院”。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北航杭州国际校园正式启用，2023年9月迎来了首批本科学生。

　　一流大学是国家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支撑。要不断强化大学交叉融合的理念，突出协同增效的功能内涵，彰显开放合作的精神气度。同时要以制度体系和大学文化建设构建长效机制，真正推动大学的内涵式、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数字教育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Nicola Clayton(尼古拉·克莱顿)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

　　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第二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第四古老的大学。剑桥大学的前身是一个学者协会，与牛津大学保持友好竞争。我们在谈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时，常常将他们相提并论，因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拥有相同的使命，即提供卓越的教育和研究，为社会作出贡献。

　　剑桥大学的学院和中心设施分散在城市各处，是一所大学自治机构。每个学院可以有自己的成员，建立独立内部结构，并自行开展活动。大学主要负责确定课程内容、研究生招生、授予学位、组织讲座研讨会等职能，学院负责录取学生、组织教学、住宿、娱乐和本科生招生等，所以大学和学院不一样，采用学院制。剑桥现有31所学院，学院会组织小班教学，而大学层面则组织大型研讨会和讲座，以及实习项目。每一个学院都有自治机构和自治权利。

　　剑桥大学不仅仅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全球社区和全球多元化的机构。40%的员工来自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大约包括140个国家，14.4%的学生是国际学生，每年约有2万名优秀学生争夺4000个入学名额，竞争非常激烈，因为剑桥大学是从全世界寻找最聪明的、最优秀的人才。

　　剑桥大学如何提升数字化水平?学校做了很多努力来提升Moodle系统，希望创造一个虚拟学习环境，因为Moodle系统对于教职工和学生来说非常有用。Moodle系统是一个综合性工具，通过这个系统学校能够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师生也能够对资源和学习进程进行自我管理。在这个系统上，还能够完成提交作业、评估评分、定期培训等任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水平控制进度。我认为，Moodle系统对于教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教师能够利用这个平台重新整合优质资源，学生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加强自我管理。

　　在剑桥大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下放控制权。学校会把控制权下放给各学院、各部门，他们可以控制Moodle系统。每个大机构下设子机构，子机构设协调员负责具体执行工作，协调员最重要的责任是提供数字方面的帮助。剑桥大学启动了数字教育未来计划，开展数字教育探索。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提供哪些条件和支持才能让个人运用技术手段获得个性化教育?这种自主学习有哪些好处和成效?教育能否融入工作、休闲和社会生活，从而消除对单一教育机构的需求?需要何种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系统才能实现这个愿景?

　　2019年，剑桥大学开始推动技术支持学习项目，希望提供一个在线工具，支持学生发挥和挖掘自身潜力，并支持课程准备工作。特别是对某些群体，他们需要这种在线技术的帮助。学校希望通过提供在线工具帮助更多的学生。

　　剑桥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第一，不同的国际质量衡量标准。英国采用TEF(教学卓越框架)和REF(研究卓越框架)，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质量衡量框架。

　　第二，学期制。剑桥大学采用的学期制分为三学期制和两学期制两种，三学期制的特点是每个学期比较短，压力就会比较大，对学生的时间管理就要求非常高，而两学期制有更多自由时间，更适合自由的研究。

　　第三，有很多是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学校获得政府资助则需要对应地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学校不仅有家境比较优越的学生，也保障家境不那么富裕的学生受益。

　　第四，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区别。艺术和人文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学校不断地推进艺术和人文科学学习。

　　第五，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项目为年轻的研究者们提供研究资金支持，免除后顾之忧。

　　当前全球博士生人数呈下降趋势，这对于研究来说是一个挑战，需要提供更多支持，让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能投入更有意义的研究。

范式变革：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裘新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今天，无论哪个行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一场堪比工业革命，但发展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颠覆性更强的社会变革;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这也充分说明，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慧教育新浪潮已经突破单纯的工具应用维度，将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内部治理等方面，给大学带来从教育思想到办学范式的深远变革。

　　面对新浪潮，既要热情，又要冷静。人工智能作为“助燃器”“开瓶器”，为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但新范式不会扑面而来、一蹴而就。教育是多主体、多目标、多环节、长周期的复杂活动，以往历次信息科技大潮的冲刷都证明，新的技术应用对教育的影响往往是双刃剑，如果没有教育系统的内生性改革，很难产生有生命力的新范式。我们应有足够的定力和动力，来应对人工智能的机遇和挑战。

　　迎接新变革，既要作系统布局，又要有突破路径。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正向影响，最终是创新范式的革新、创新型社会的加速形成。所以，复旦大学从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系统布局人工智能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要素能力建设和校内场景应用，作为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核心抓手，作为构建一流大学创新体系的重要落脚点，作为赋能大学自身高质量发展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赋能科研创新：引领科学研究新范式

　　选择科研而不是教育作为突破口，既是国内外人工智能激烈竞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希望在各个学科领域推动科学思想和科研范式变革，快速培育出支撑人工智能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土壤。

　　近年来，复旦大学在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全校力量推动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和社会科学智能(AI for Social Science)的发展。

　　1. 打造算力基座。发展人工智能，算力是保障，也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复旦与阿里云、中国电信合作，已建成启用中国高校迄今规模最大的云上智算平台CFFF专用计算平台，算力规模达到28PFlop/s，支持千亿参数的大模型训练。

　　2. 构建创新生态。基于CFFF算力，学校在上海市支持下成立服务全市的上海智能创新中心，整合相关学科力量建设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与校内各科研机构构成“1+1+N”创新矩阵。一方面，通过促进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各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创新，在气象预测、新药研发等有潜力的领域组建攻关团队，希望尽快产出独创性、原创性成果；另一方面，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构建集理论培养、硬件支持、多元师资、产业实践于一体的产教融合新模式，着力培养人工智能拔尖创新人才，有效支撑上海乃至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

　　二、赋能教育教学：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

　　发展智慧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紧紧扣住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提升。我们培养的学生应有很强的自主判断、学习、创新和适应能力，才能更好驾驭各种迭代发展的人工智能工具，掌握未来主动权。

　　1. 培育“人工智能+”创新能力。最有效率的学习是创新。我们引领广大师生体验和探索科学智能，通过“科学大数据+大规模算力+高性能模型”，在海量数据中识别出好的科学问题，提供科研新线索、提出科学新假设，加速科学原理发现和技术突破。学校还牵头举办首届世界科学智能大赛，鼓励青年人踊跃学习和参与开发新工具新方法，锻炼“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积极投身这场重塑人类知识边疆的“大进军”。

　　2.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系统培养数字意识、高阶思维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社会共同体责任感。一方面，学校开齐开足数字科技类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全校近一年开出相关本研课程578门次，33.2万人次修读，生均修读6.91门次，基本实现全覆盖有强度的课程学习。另一方面，在第二课堂通过“文化校历”制度性安排，在相关“学科周”中充分展现“人工智能+”的学术魅力，加强创新文化熏陶。

　　3. 推进数字化教学融合创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应用。大力更新教学形态，目前有10%以上课程全程采用混合式教学，建成49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大力提升学生自适应学习能力，鼓励充分利用在线课程、数字教材、线上书院等平台资源，在校园内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加快实现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三、赋能内部治理：推动校园数字化转型升级

　　大数据开启了智慧校园建设，人工智能则推动校园数字化转型进入新阶段。我们抓住数据要素、聚焦校园应用场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智能化管理系统等方面的建设应用，努力实现信息高度集成、决策高度智能、服务高度优化，使管理和服务更加集约高效。

　　1. 建设办学与校园管理的“数字大脑”。对于办学过程和校园运行中产生的各类数据加强集成和挖掘，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打造可视、可管、可控的深度治理一张图，为科学决策提供适时依据。如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智能思政”，构建招生、培养、就业联动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模型。

　　2. 从“一网通办”向“一网统管”升级。人工智能及各种数字化新技术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如抗疫中应用的“复活码”已升级为多介质合一的新一代一卡通，将手机NFC功能用于虚拟校园卡，打通了校园与社会的生活应用。又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教职员工进离校的全周期管理，构建生活服务一体化预约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校园各类物联网终端，构建危机识别、防护、研判和应对的全链条智慧化管理。在此基础上，加快建设数字孪生校园，真正实现校园治理现代化。

　　总之，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变革也许才刚刚开始。对于教育的未来，无论如何展望，有两点不会改变。其一，智能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二，发展智能教育的基本路径，离不开国际开放与合作。让人工智能造福青年、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高等教育领域数字化的变革力量

Ashraf Mohamed El Shihy

(阿什拉夫·穆罕默德·谢希)

(埃及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部原部长，巴德尔大学校长、教授)

　　数字化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数字化赋能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数字化，即将数字技术融入日常生活，已经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演变的特点是数字技术的无缝集成，这些技术不仅增强了传统的教学实践，还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铺平了道路。变革之旅是从大范围的高等教育数字转型开始的。从早期数字工具的采用到如今新兴技术在塑造学习体验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个领域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工智能处于这场变革的前沿。我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创作，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而智能评估工具又重新定义了反馈和评估的过程。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正在重塑传统高等教育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驱动创造力和创新的力量，通过生成教育内容和促进协作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培育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引人入胜的教育环境，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边界。

　　智慧大学的概念通过物联网得以实现，互联校园、智能教室、高校的资源管理是这种范式转变的重要特征。物联网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还通过创新的方式丰富了学生的体验。

　　为了确保学术记录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区块链技术建立了透明且防篡改的系统，用于证书验证。在信任至关重要的时代，区块链是保持学术成果真实性的基石。云计算是关键的推动因素，提供了可扩展、可访问、可协作的机会。数字工具和资源之间实现无缝整合，创造了一个适应高等教育不断发展需求的生态系统。

　　现实世界的例子突显了这些技术带来的切实好处。从个性化学习体验到学术证书安全验证，全球各地的教育机构都在利用数字化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然而，这一数字转型之旅并非没有挑战，需要谨慎对待伦理、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挑战。解决这些挑战对于在高等教育中负责任且可持续地应用数字技术至关重要。

　　数字化和技术发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关系着当今大学在充满竞争、高等教育质量和发展方式备受关注的时代中如何发展。许多全球性高等教育挑战都可以通过与师生的合作来解决，如人员流动性、会议、研究和科研成果出版，都可以通过合作来完成。因此，主要挑战仍在于基础环境建设及发展。

　　巴德尔大学正努力将技术运用到所有活动中，运用技术以促进教育、管理、研究和数字系统的发展。智慧大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巴德尔大学现在有很多的Moodle课程和线上平台，所有语言都可以使用。教师们在教学中也更多地应用技术，当然这个过程是具有挑战性的。

　　在过去的几年，各个国家包括埃及都在致力于提高技术水平、用数字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总的来说，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是一场持续演进的旅程。从重新定义教学方法到提升学生体验，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云计算的融合正在重新塑造高等教育的格局，确保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创新相辅相成。

　　高校应抓住机遇，共同推动数字化赋能下的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改革：赋能一流大学建设的后发优势

任少波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一流大学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当前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形势：就全球趋势而言，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变革;全球科技竞争、人才竞争、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同时，数字化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2022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的未来简报》，阐释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就国家战略而言，党的二十大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部署，党中央将高等教育放在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地位，强调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赋予高校新的战略使命。当前，教育部正在编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有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新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实质就是寻找和构筑后发优势的过程。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指出，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入、制度变革等，形成少走弯路、效率激增、颠覆创新的后发优势，走出更加适合自己的道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存在“后发效应”“后发优势”。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具有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社会优势等，同样可以寻找并激发后发优势，走出跨越发展的新路。

　　在一流大学建设中走出新路、找到后发优势，首先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兴起和发展的驱动力量。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程看：早期大学是在宗教和人文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为代表，神学、哲学、法学等人文知识的传承传播推动了近代意义上大学的兴起；教学科研并举则推动了近代一流大学诞生，以柏林洪堡大学等为代表，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为科学而生活”的理念在大学发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欧美一流大学成批涌现并引领潮流；强劲的社会需求驱动了现代一流大学的崛起，以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代表，在强大社会需求牵引下，依托政策支持，迅速获取社会资源，使一批一流大学迅速崛起。新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创新创业的互动引领社会，如斯坦福大学等通过前沿科学、高新技术赋能创新创业，在支撑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不同时代的革命性力量驱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学与前沿科技、新兴产业的紧密互动已经成为一流大学兴起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当今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为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产生后发优势的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在数字化方面，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处于接近的起跑线，可以通过数字化改革，发挥数字技术跨领域、跨时空、跨层级、跨系统等优势，全面赋能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研创新、一流社会服务和一流大学智治，为中国一流大学构建后发优势寻找突破口。

　　我们认识到，知识传承和创新范式的变化是驱动大学发展的革命性变量。从科学史的视角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带来了以AI驱动为显著特征的新范式——AI for Science，正推动科学研究从感知革命走向认知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以冷冻电镜为代表的科学仪器极大拓展了科学家的感知器官，引发了感知革命；面向未来，大模型支撑的大科学装置则是大脑的拓展，必将引发科研范式进入认知革命时代。人类的科技和知识传承创新范式正在发生重大的革命，这种范式变革也必将给教育发展带来革命性新动能。大学是塑造认知、拓展认知、转换认知的前沿阵地，以数字化驱动认知革命重塑大学的教育、科研、服务和治理模式，将是抢占未来先发契机，实现一流大学跨越发展的突破口。

　　一是数字化改革赋能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通过数字化改革推动教育的认知范式转换，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重塑知识结构，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认知需求，使教育过程充分匹配学科专业新进展、产业发展新需求、人才培养新目标。在理念上，要从传统的“标准化教育”转向“个性化学习”；在模式上，要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在空间上，要打造虚实融合、内外融通的新型教学空间。浙江大学构建数智驱动的“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全链路一体化教学支撑体系，努力实现全过程、交互式课程管理服务，在响应学生同时异地、异时异地学习需要方面作了系统化探索。

　　二是数字化改革赋能科研组织形式革新。数字化改革给学科专家使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契机，使规模化、智能化解决问题成为可能，促进了科研效率的数量级提升，推动科研组织方式从“作坊模式”转变为“平台模式”。浙江大学正围绕AI for Science布局面向各个学科的领域大模型，推动科研组织变革，提升科研产出效能。学校还发起“西湖之光”算力联盟，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算力开放平台，支撑领域大模型，赋能科研创新和产业孵化。

　　三是数字化改革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拓展。通过数字化改革，创新知识传播与共享的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复原、回归与留存，为社会提供高水平文化服务。浙江大学完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全球领先的高清数字化技术，拍摄、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12405件中国古代绘画藏品。目前，“大系”在海内外巡展27次，特别是在国家博物馆展览13个月，参观总人数近400万人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正以数字化形式走向社会和大众。

　　四是数字化改革赋能大学整体智治系统重塑。数字化改革推动高校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迭代升级，提升一流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管理更加精细化、决策更加科学化、服务更加人性化。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管理工作和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和构建，促进组织和人员结构优化，对大学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及保障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调整和重建，从而实现大学治理的系统重塑。浙江大学近年来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面向多跨场景应用，努力打造办事更加便捷、服务更加友好、环境更加智能、模式更加创新的整体智治系统。

　　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革命，加快了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也给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流大学建设要紧紧把握全球数字化发展形势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把握后发优势，通过数字化创新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模式，进一步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数字化时代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挑战

张宗益

(厦门大学校长、教授)

　　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工作、学习、生活和认知方式，也深层次影响着高校的发展理念、办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给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呈现的新特征

　　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教育在不断被重新认识和再定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至少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特征。

　　一是师生关系的改变。在传统教与学的模式下，教师主要承担知识技能传授者的角色，学生是知识技能的被动接收者。数字化时代知识的封锁性、垄断性基本被打破，师生关系已然发生了重要转变，逐渐由传统的权威服从转变为独立平等，以“师生”为主的二元主体关系将被“教师-学生-AI”新型多元主体的交互结构取而代之。这种交互结构要求教师拥有良好的人机协作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开展开放性、探索性的深度学习，教师也将从知识的传授者向活动的组织者、人格的引领者和道德的培养者转变。

　　二是培养重心的转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辅助师生更好地完成基础、繁琐、重复性的工作任务，提升教学与学习的效率和精准性，甚至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理和私人学习顾问。随着知识和信息变得唾手可得，单一学科、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教学和管理模式将不再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人才培养，“知识储备”型人才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跨学科思维、多学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将成为人才培养的重心。

　　三是对话教学的回归。过去，我们通过长辈、老师和课堂等获取新的知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搜索引擎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主动求知的主流方式。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后，学习方式又从“搜索即学习”，逐步转向具有古老传统的对话式学习。始于孔子、苏格拉底等古代先哲的对话法和启发式教学，将借助AI技术重新回归到现代教育生态之中。这种学习模式将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认知加工，增进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和深度参与，让师生成为“成长共同体”。

　　四是新型规范的建构。在“师生”二元主体关系下，学术伦理、学术道德的界限相对清晰，也具备较为明确的规则。但随着“教师-学生-AI”新型多元主体关系的出现，学术伦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将变得更加复杂。如有的学术论文创作借助了生成式AI技术，由此带来学术道德风险和知识产权确定难题。如何防范AI技术滥用带来的学术不端，如何精准识别论文中有AI参与的证据，如何有效界定AI参与的尺度，这些都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学术研究与知识创造的道德标准和规范体系。

　　二、数字化时代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带来的新挑战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涵盖了用数字技术改变传统的学习过程、教学过程和管理过程，这也倒逼全球的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未来教育的逻辑起点，对学生、教师和学校都带来了全新的考验。

　　一是学生转变思维观念和学习方式的挑战。传统的学校教学为学生提供的是大众化、标准化、灌输式的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要求实现向探究式学习转变，学生不仅要掌握不断进化、迭代和升级的新知识，更要学会自主学习，培育和提升数字素养，学会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注重团队合作并掌握人机协作方式，随时随地获取知识、提升认知，实现个性化发展。与此同时，学生还需要具备使用AI工具学习、执行创造性任务以及人机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进一步建立起超越AI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挑战。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比拼的不是老师纯粹的知识储备量，而是融会贯通的综合素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将由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为主，这对教师来说意味着知识结构、教学习惯和思维观念的转变。教师必须主动学会使用人工智能，及时了解技术前沿动态，既要具备学科内容、教学方法等实践性知识结构，还要掌握技术知识。教师想要教给学生智慧和认知，就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刻，恰如其分地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帮助和引导学生增强人类独有的思维力量，提升人工智能所难以替代的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

　　三是学校升级教育环境和治理能力的挑战。数字化时代，“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育生态正在逐步形成，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这极大改变了教学环境，冲击着高校的治理体系。学校要为教和学的资源配置、教和学关系的转换提供新的空间，为学生提供研讨、探究和创新的体验空间，打造深入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探索真知的开放场域，加快形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的包容性智慧教育范式。同时，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推动高校治理方式发生转变，如AI技术使校园服务更智能、决策更精准，但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AI为学生个性化、弹性化、定制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撑，但对制度弹性和人的协调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数字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厦大探索

　　近年来，厦门大学积极探索数字时代人才培养和教育治理的新模式。一是更新人才培养理念。适应信息化不断发展带来的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加强信息技术在学校教学、管理、服务、评价等现实场景中的深度应用，推动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底层融合发展。二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三个转变”，构建通识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和多元个性发展平台的“两类型、三平台”课程教学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突出“宽口径、厚基础”大类平台课程、“少而精”核心课程、“本研贯通、交叉多元”任选课程体系建设，开设具有高难度、高挑战性的课程，融入高阶科研训练，引导学生跟踪科学研究前沿。三是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深化大类招生培养改革，推进转专业、选课程、选教师“三个全面放开”，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成长舞台。面向本科生设立“贵重实验仪器设备开放创新基金”，引导拔尖学生早进国家级实验室或平台参与重大课题和科研创新。实施“南强优秀博士生培育计划”，选拔和培养具有卓越学术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博士生。搭建全方位联动的智能信息服务体系，健全基于数智赋能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现对人才培养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测。四是构筑卓越文化生态。强化“研究驱动、竞赛撬动、培训助动、评估推动、咨询互动、示范带动”的“六环联动”教师发展服务保障，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推动教师主动拥抱新技术，通过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技术打造虚拟仿真实验与实践教学课程，在创新教学方式上先行先试、打造示范，以高水平师资、高水平教学成果支撑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集中交叉点，将越来越被赋予培养人的想象力和高阶思维能力的重任，大学的发展形式也将在智能化、信息化基础上产生出新形态、新空间、新平台。大学应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创新教育教学理念，促进教研相长共生，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创造优质环境。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